教辅变成“教腐”。在一些地方，从教育官员到学校校长，再到老师，每个人都贪婪无比，无论权力大小，哪怕只有一丁点权力，都不遗余力地将权力变现，把学生当作“唐僧肉”，把学生家长当挖掘不尽的“聚宝盆”。
2011年5月25日上午，一名小学三年级的9岁农村孩子，因为靠种菜为生的爷爷无法满足其买一套价值36元的辅导书的愿望，用一根塑料绳，在自己家里上吊自杀。悲剧引发社会对教辅书的关注。
同年，多个部委重拳出击，开始重点治理中小学教辅材料问题。力度之大，前所未有。行业将这一轮新的教辅书治理统称为“教辅新政”。
“新政”运行两年多，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效，教辅书乱象的根源在哪儿，如何才能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？
中小学生教辅书市场每年达300多亿元
作为一名母亲，鲍红对教辅书有切身体会。鲍红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员，她从事出版研究10多年，近3年来持续关注教辅书管理问题。
“我讨厌教辅书，不愿让孩子陷于重复题海的老路。每天坚持的大量练习，对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什么用？”她说，“但另一方面，适当的巩固是需要的。孩子学过的知识，确实需要一定的练习。”
“相比之下，图书是一种比较实惠的助学产品。”她曾带孩子试听了一节某英语机构的培训，一年收费14888元。权衡之后，她给孩子买了套某品牌英语点读笔。“原来，觉得一套点读笔999元好贵；现在跟培训比起来，又觉得好便宜。”
“从这个角度看，一本教辅书不过十几到几十元，真是太实惠了。”她说。
“教辅书能够被广泛使用就是因为价格实惠、效果也不错。因而，普遍的选择成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。”她说，眼下，几乎所有学生都会使用教辅资料。据行业资深人士估算，小学阶段，每人每年教辅书消费约100元，初中阶段约200元，高中阶段约300元。
据教育部2012年统计，我国接受学历教育的人群中，小学约1亿人，初中约5000万人，高中近4600万人。如此计算，教辅书年销售额有330多亿元实际码洋。此外，还有5000万人接受非学历教育，也可能会使用教辅书。“由此可以估算，中小学生每年的教辅书消费至少有300多亿元。”鲍红说。
80%的教辅书实行统一采购
同是助学产品，价格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的培训和器材被很多家长选择，而最实惠的教辅书却受到众多声讨和批判，甚至招致多部委的严厉治理，为什么？
“分析不难发现，培训、家教、学习机虽然很贵，但多是家长主动选择的，虽贵但怨不了别人。教辅书虽然便宜，却多是别人代为选购的。” 鲍红认为，社会对教辅资料的诟病在于采购主体与使用主体不统一，消费者属于被动消费。
鲍红介绍，据行业资深人士估计，目前的教辅书行业，由学生、家长自由选购的只有约20%，约80%的教辅书通过各种形式统一征订。
“根据统一征订量的大小，我们将县级以上的统一征订称为大征订，将学校一级的统一征订称为小征订。”她介绍，在“教辅新政”实施之前，大征订与小征订各占约40%的份额。
在某教辅书企业总经理袁忠看来，教辅书销售有“三个境界”：最低的境界是以学生为单位，一本本地卖；一般境界是以学校为单位，一堆堆地卖；最高境界是以各级教委为单位，一片片地卖。“地方出版集团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自然是‘最高境界’。但他们在使用‘联合收割机’横扫时，前前后后总有顾及不到的，我们则占据了这块市场。”
在鲍红看来，占市场约两成的零售类教辅书不存在太多社会问题。“真正有问题的，主要是统一采购的大征订和小征订。”
大征订又称系统征订，由省级教育厅或新华书店制作推荐目录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推荐使用。
“现实中，虽然名为‘推荐’，但由于它是主管部门，决定下面的评估和升迁，学校多会听从。”鲍红说，“该举措的本意是为学生推荐优秀教辅书，但操作中容易出现两个问题：一是产品质量平庸，能够列入推荐目录的产品极其有限，竞争不充分，很难保证它们就是优秀的产品。二是容易出现地方保护，产生垄断，滋生腐败。当地会优先推荐本地出版机构或教育系统的产品。甚至一些地方的教育与出版系统会结成共同体，一起主导当地市场。”
小征订即是学校团购。
“一般来说，它比大征订产品更适合学校需求，但它突出的问题是高码低折（指高定价，销售时低折扣——记者注）。”鲍红认为，这些教辅书给销售人员和采购人员留下较大的利益空间，学生则要以较高折扣甚至全价购买，这就抬高了学生的购书成本，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。
“这还只是表面问题，教辅书问题的根本，在于我国的教学方式与考评机制。” 她认为，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，分数关系到学生评价、老师绩效、学校声誉，也关系到巨额的赞助费甚至独生子女们的前途命运。重压之下，推行题海战术便成为众多家庭和学校的被动选择。“人们对教辅书吐槽，实质是对这种教学方法的不满。”